蜀科是三国时期蜀汉用来约束蜀地军民、治理蜀汉用的法律，刘备在平定益州以后，命诸葛亮、法正、伊籍、刘巴、李严等五人一起研究制造蜀科。
蜀汉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，就着手制定典律。根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伊籍传》记载，诸葛亮、法正、伊籍、刘巴和李严等人“共造蜀科”以推行诸葛亮“以法治蜀”的主张，但其内容已不可考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记载，蜀国用刑严峻。
乱世重宽容，弛世用重典。《三国志》中批评刘焉、刘璋父子治蜀，“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”，〈法正传〉更清楚指出，刘璋治理蜀地，士大夫多挟其财势，欺凌小民，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，十户而八。
为彻底扭转此乱局，诸葛亮厉行“先理强，后理弱”的策略。“理强”为力行法治，限制和打击“专权自恣”的官僚及豪强，“理弱”则是努力扶植农民，发展生产。
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于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，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。诸葛亮主张治国应法、礼并用，威、德并行，强调训章明法、劝善黜恶，亦即以法为体，着重公平客观原则;以德为用，着重教化为本。以商鞅之法，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，取其理法，结合儒家教化，将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。
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，制定了八务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惧等执行条章，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。经过这样的“法治革新”运动，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，吏治也逐渐清明。
